IMF新書點出中國醫療支出占可支配所得比重逼近美國，特別是農村地區壓力沉重，導致家庭被迫高儲蓄低消費，房價下跌更雪上加霜。若社會福利與醫療支出不補強，中國難以順利完成「以內需帶動成長」的經濟轉型。

中國經濟正試圖從投資與出口驅動，轉向更倚賴內需與消費，但國際貨幣基金(IMF)最新研究卻潑下一大桶冷水：高昂醫療成本，加上房市走弱，正迫使家庭把本來可以拿來消費的錢，全部鎖進儲蓄帳戶，讓「擴大內需」成為一場艱困的結構戰。

IMF在新書《Toward a New Economic Growth Model for China》中指出，從國際比較來看，中國家庭在醫療上的支出，已是全球壓力最高的群體之一。數據顯示，在20個主要經濟體中，美國民眾將約9.9%的可支配所得用於醫療支出居冠，而中國農村居民則以8.7%緊追其後，城市居民也有5.4%，排在第三，甚至略高於加拿大。從比例看，中國與美國似乎不遠，但真正拉開距離的是收入基礎。

IMF強調，醫療負擔之所以在中國顯得格外沉重，關鍵在於人均可支配所得差距驚人。美國去年人均可支配所得約為68,289美元，而中國僅約43,377元人民幣，折合約6,400美元，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。換句話說，雖然兩國民眾在所得中分配給醫療的比例相近，但中國家庭可運用的「餘額」遠低得多，任何突發醫療支出都可能迅速侵蝕生活品質與消費能力。

這種壓力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更為明顯。官方數據顯示，2020年中國農村才正式宣布脫離極端貧困，然而收入差距依舊巨大。2023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所得約56,502元人民幣，農村居民僅24,456元，城鄉差距超過兩倍。IMF的地級市層級分析進一步指出，農村地區政府在醫療及社會保障支出越低，當地居民的儲蓄率就越高，反映出民眾透過「多存錢、少花費」來為未來醫療風險自保。

IMF亞洲暨太平洋部北亞區經濟學家Yizhi Xu與駐北京副代表Fan Zhang在書中撰文指出，中國整體社會支出水準相較國際同儕偏低，若能有針對性地提高在醫療與社會保障上的公共支出，尤其鎖定農村與弱勢群體，將有助於明顯降低家庭儲蓄率並拉動消費。他們引用數據指出，來自農村、但在城市打工的移工，儲蓄率約高達14%，明顯高於擁有城市戶籍（hukou）居民約6%的水準，差異背後正是社會福利保障程度截然不同。

所謂「戶籍紅利」在中國向來備受爭議。擁有城市hukou的居民可享較完整的醫保、養老及教育資源，而農民工即便長年在城市工作，卻往往難以獲得同等保障。IMF的結論是：當基礎醫療與養老的風險無法由國家制度分散時，家庭只好以更高的預防性儲蓄來填補缺口，直接擠壓了衣食住行等日常消費，削弱內需市場的成長動能。

除了醫療負擔，房地產市場轉冷也是壓在中國家庭消費意願上的另一塊巨石。Xu與Zhang指出，近年房價下跌不僅拖累整體財富感，更讓家庭感受到資產縮水風險，進一步傾向保守理財，增加儲蓄以防不測。在房產長期被視為中國家庭主要資產的背景下，一旦「房價只漲不跌」的信仰動搖，民眾短期內更可能減少可自由支配消費，以重建資產安全感。

對北京決策層而言，IMF的分析提出一個棘手但關鍵的政策選擇：若要讓消費真正成為經濟成長主引擎，就必須願意承擔更大的財政支出，投入醫療、社保與公共服務，特別是農村與移工群體。IMF認為，這類社會支出雖然在帳面上是「成本」，但從中長期來看，透過降低儲蓄率、提升消費占GDP比重，將有助於中國經濟從依賴房地產與基建，轉型為更穩健的內需驅動。

不過，也有替代觀點認為，在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沉重、房地產相關稅收下滑的情況下，大幅擴張社會支出恐加劇財政風險，甚至影響地方基礎建設與其他公共服務品質。對此，IMF的立場並非要求一次到位「大撒幣」，而是強調「有針對性」與「分階段」：例如優先提升農村基層醫療與基本社保覆蓋率，逐步縮小城鄉差距，藉此在不引爆財政風險的前提下，緩慢降低預防性儲蓄需求。

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，中國醫療負擔與高儲蓄率問題，其實也是多數新興市場在邁向中高所得階段時會面臨的共同課題：當經濟總量已不再高速成長，如何透過制度設計，讓民眾願意把錢拿出來消費，而不是鎖死在銀行帳戶？IMF這本新書給出的答案，是把焦點放在「風險分攤」上——只有當家庭相信未來醫療、養老與教育成本不會壓垮生活，才可能放心縮減儲蓄、走進商場與網購平台。中國能否在這條路上走出自己的模式，將決定其未來十年的成長故事，究竟是「內需接棒成功」，還是陷入「高儲蓄、低消費」的長期困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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